幼儿教育不公平的社会表现

幼儿教育的不公平深深扎根于幼儿教育体系和幼儿教育体系之外。从幼儿教育与教育、社会的关系来看，学前教育处于双边缘化、极不公平的状态，不能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相比，也不能与社会经济、公共卫生等部门相比。

（1）表面：“量”的不平等。

1.地方政府投资资金不平等。

国家对幼儿教育的态度体现在其财政安排上。2004年，北京市学前教育专项资金300万元，河南省30万元，吉林省20万元。[2]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资金上存在较大差异，学前教育投资总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至2007年，张家港市政府为幼儿教育投入了2.41万多万元，而同样是县级市的山东利津县每年投入的资金只有50万元。从总量来看，两地不同日而语。与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要求不同，许多地方政府在承担学前教育责任时往往不够积极，这在转型期尤为明显。以学生平均成本为例。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相比，高校3.9倍，中学7.3倍，小学8.8倍。[4]可见，基础教育阶段越多，差距越大，学前教育阶段差距甚至达到几十倍。一些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盲目乐观，认为学前教育的最佳回报是社会化。他们要么以财政困难为由，要么以促进公平为由，尽量减少有限的政府投资。

2.城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在探索幼儿教育方面，我国采取地方责任的原则。中央政府没有专门的幼儿教育经费。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将有限的幼儿教育经费投入到城市幼儿园的发展中，而且是由国家或教育部门举办的少数幼儿园。这些幼儿园的条件非常好。再加上政府每年的投资，幼儿园的发展进入了稳步发展的状态。相反，农村幼儿园大多是集体投资，教育投资主要依靠收费处理，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此外，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部分地方每学年收取的资金极为有限，导致幼儿园发展恶化，进入恶性循环。更不公平的是，一些附属于中央小学的幼儿园甚至成为小学的工厂。幼儿园的收费大部分用于补贴小学教师的福利，使得农村幼儿园的发展举步维艰。教师流失严重，教育质量越来越差。

3.教师身份工资不平等。

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幼儿园教师一直是一个“替代品”。他们有教师的头衔，但他们不能享受教师法的保护，也不能享受作为教师的许多权利。在幼儿教师中，由于身份不同，同工的薪酬也很多，严重影响了在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此外，大量的集体园、民办园、村办园教师几乎都是非公办教师，在编教师总数极为有限。据统计，2000年全国共有幼儿园教师14.4万人，其中公办教师占29.6%，集体园教师占31.1%，民办园教师占16.7%，其他园教师占22.6%。[5]大量非公立教师的出现使幼儿园教师难以体验教师的权力、人民教师的荣耀和神圣。据山东省调查，2001年全省有6.8万农业户口的幼儿教师，工资300元以上的占29.29%，200-300元的占20.22%，1000元～200元占35.47%，100元以下占15.02%，1万余名农业户口教师月薪不足100元，[6]可见农村幼儿教师待遇极低。

（2）深层：“质”的不公平。

数量差异只是教育不公平的外部方面。最深层次的不公平不能用数量关系来衡量。它隐藏在人类意识的深处，将深刻影响教师的职业选择、工作责任感和儿童的教育过程。从科尔曼的公平理论来看，资源配置的公平只是起点的公平，真正的公平也应该包括过程的公平，即课程内容的公平和教育成果的公平。因此，幼儿教育的不公平不仅是数量意义上的资源占用和分配，也是教育内容、师生互动和课程选择的问题，甚至是儿童日常生活组织方式、语言表达风格和学校适应的问题[7]

有研究人员选择随机抽样的形式对上海市12个区13所公办幼儿园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幼儿教育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基本被社会强势群体占据。他们的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很高，大部分户籍都在当地，享受着高质量的公共幼儿教育资源。[8]但部分弱势群体家庭收入低，教育水平低，社会资源有限，无法为孩子选择优质幼儿园，主观上没有为孩子争取优质教育服务。[9]可以看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进入幼儿园的水平，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的对应早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了。代表优势家庭的儿童不仅可以享受数量意义上的优质公共资源，还可以享受高素质教师、开发适用课程、深度参与活动等稀缺文化资源。在不同质量水平的幼儿园学习，让孩子获得完全不同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成果。总的来说，幼儿教育中的不公平最终是以儿童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情况进一步验证了教学的筛选功能。这种选择早在幼儿园就开始了，会长期影响孩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