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疆教育教育人类学审视

“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阶段。”[24]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也是新疆现代教育创造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决定。”[24]（1）教育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其教育目的和教育政策上。在新疆民国时期，杨、金、盛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不同于清末的新疆封建教育。总之，它符合中华民国成立后新疆社会发展的需要。虽然新疆民国时期制定的教育政策法规不完善，但由于执政人员的变化，由于新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性质，执政人员不仅创造了新疆的现代教育，而且发展了新疆的地方教育。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教育体系直接受到物质环境、经济类型、历史、宗教传统、社会组织等因素的影响。教育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统治者通过教育手段分配社会个人的文化知识，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分配非常不平衡。当地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正式教育”的特点，而且具有“非正式教育”的特点。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更具有“正式教育”的特点，即特殊的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无论是杨、金、盛的军阀统治特征，还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特征，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的教育和发展趋势。作为统治者，他们总是试图成功地建立一套适应新疆社会和社会生存的模式，文化传播的发展教育必须按照新疆社会统治集团促进和维护利益的要求进行组织和控制。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工具，统治者通过教育促进新疆社会的变迁。教育人类学的结构―功能模式很好地诠释了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微观层面。“所有的教育体系都服务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25]新疆统治者在各自执政期间制定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为军政、经济、外交等政策服务。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分析模式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这种模式的关键概念是适应，即人们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方式。学校制度被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机构特别是经济机构有关的社会机构”。[25]（35）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新疆教育的发展形式。在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每一个阶段，统治者都会在原有的教育形式中增加新的教育形式。

因此，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符合新疆社会文化体系，特别是新疆现代社会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所有这些机构都与地位流动系统有关，地位流动系统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文化认同策略。”[25]（35）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经历了三个独裁者统治时期和一个政党统治时期。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教育在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培养统治阶级的精英，让公众忠于统治阶级。”[25]（38）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统治者建立和发展教育，一方面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忠于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使新疆公众服从自己的意识统治。